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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力×电力:算电协同的商业模式与投资逻辑

注:文章由 codex 整理。

节目 / 嘉宾 / 来源

  • 节目:大方谈钱
  • 单集:算力×电力:算电协同的商业模式、机会与投资逻辑
  • 主持:梁狗蛋
  • 嘉宾:张浩,华源证券研究所所长助理、电力公用首席
  • 来源:https://www.xiaoyuzhoufm.com/episode/69fddfe3e1eb34a939fe8bf0
  • 时长:52:02
  • 发布时间:2026-06-08

这一期讨论的是 算电协同:当 AI 数据中心(AIDC)的主要运营变量变成电力成本、稳定供电和新能源消纳之后,电力就不再只是算力产业的后台基础设施,而会进入算力商业模式、区域资源禀赋和投资定价逻辑里。

这期的价值,不在于提供几个“算力 + 电力”的概念标的,而在于把这个题材拆回一个可以检查的商业问题:

  • 谁能拿到低成本、可持续、可调度的电?
  • 谁能把风、光、储、负荷组织成一个能稳定运行的小系统?
  • 谁能绑定真实算力客户,让 IDC 上架率和利用小时兑现?
  • 这几个条件合在一起,能不能转化成真实利润,而不是只停留在题材重估?

核心启发

算电协同的核心,不是“AI 用电多,所以电力公司受益”这么简单。

更准确地说,它是一种把低成本电力资源重新打包成算力现金流的方式。电本身很难跨区域、跨国定价,电力公司也常被视为低增长、低估值、防守型资产;但如果电被转化成 AI 训练、推理、算力租赁或 token 服务,它就可能进入另一套定价体系。

这期最重要的启发是:**算电协同不是一个产业链无限延伸的故事,而是一个资源整合故事。**真正值钱的环节,不一定是风光储设备,也不一定是调度软件,而是能同时拿到三类资源的主体:

  • 优质电源资源,尤其是高利用小时的风电资源;
  • 真实算力客户,最好能和阿里、字节等需求方形成长期绑定;
  • 项目组织能力,能把电源、储能、负荷和调度系统做成有经济性的整体。

所以,看这个方向时,不能只问“是不是算力概念”,而要问“它到底赚谁的钱、靠什么资源赚、这个利润能不能长期留在公司里”。

认知校正

1. 算电协同不是新发明,而是“火铝协同”的绿色版本

嘉宾用山东魏桥的电解铝业务做类比。电解铝是典型高耗能产业,魏桥过去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是自建燃煤电厂,通过专线给电解铝电解槽供电,降低过网费、系统备用费和部分附加成本,从而获得更低用电成本。

算电协同的底层模式类似,只是协同对象从“火电 + 电解铝”变成“绿电 + 算力”。如果给这种模式一个更朴素的定义,它就是:

高利用小时电源 + 高负荷率用户 + 局部调度系统 = 更低的单位用电成本

这里的“绿电”可以是风电、光伏、垃圾焚烧,远期也可能扩展到核电。这里的“算力”主要是 IDC 或 AIDC。真正的变化不是技术名词,而是电力体制和项目组织方式允许这两端更紧地连接。

2. IDC 是电力系统里的优质负荷

电力系统喜欢稳定用户。

线路、变压器、发电机组都要按照最大需求配置。如果一个用户一年只有几天达到高峰,其他时间需求很低,供电侧仍然要按高峰准备容量,但大部分时间资产闲置,投资回收就很差。

IDC 和电解铝都是相对优质的负荷。全年 8760 小时里,它们可能运行 6000-7000 小时以上,用电曲线更平稳,电费在运营成本中占比也高。对电力系统来说,这类用户有几个好处:

普通人如何读财报

注:文章由 codex 整理。

节目 / 嘉宾 / 来源

  • 节目:一劳永逸
  • 单集:EP86 面子、底子、日子:财报只讲这三件事
  • 主播:麦迪森、麦杰克
  • 来源:https://www.xiaoyuzhoufm.com/episode/69d440fdb977fb2c473f6d08

这一期讨论的是普通人如何读上市公司财报。它没有把财报讲成会计考试,而是把三张核心报表压缩成一个很容易记住的框架:利润表是企业的“面子”,资产负债表是企业的“底子”,现金流量表是企业的“日子”。

这套说法的价值在于,它把财报从“很多数字”还原成三个连续问题:

  • 这家公司看起来赚不赚钱?
  • 它靠什么资产、负债和商业模式在赚钱?
  • 它有没有真金白银支撑自己继续活下去?

核心启发

财报不是用来证明一家企业多好,而是用来检验企业讲的故事哪里可能站不住。

很多投资者看财报,第一反应是找“超预期”“净利润增长”“营收创新高”这类显眼数字。但单个数字很容易误导人。营收可以靠赊销冲出来,利润可以被会计处理美化,存货可以暂时躺在账上不暴露亏损,甚至审计意见也可能因为信息不充分而滞后。

更稳妥的读法是把财报当成排雷工具,而不是选股神器。它未必能直接告诉你哪家公司会成为十倍股,但能帮助你避开一些明显结构不对、现金流吃紧、资产质量可疑、审计风险上升的公司。

这期最值得保留下来的判断是:普通人不需要把自己训练成注册会计师,但需要知道哪些问题值得问,哪些信号不该忽略。

三张表:面子、底子和日子

利润表:面子是赚没赚钱

利润表回答的是一家公司在一段时间里“收入多少、成本多少、最后赚了多少”。用一家奶茶店类比,营业收入是卖奶茶收到的钱,扣掉茶、奶、杯子等材料成本后得到毛利,再扣掉房租、员工、水电、广告等运营费用,最后交完税,才是净利润。

所以看利润表不能只看收入,还要看毛利率和净利率:

  • 收入高但毛利率低,说明公司可能在做苦活、累活,规模很大但赚钱效率一般。
  • 毛利率高,往往说明公司有定价权、品牌、技术壁垒、渠道优势,或处在供不应求的位置。
  • 净利润率低,可能是运营费用、研发费用、销售费用、利息费用或税费吞掉了毛利。

利润表是“面子”,因为它最容易被市场拿来讨论,也最容易被截图传播。但面子光鲜不代表企业一定健康。

资产负债表:底子是家底和杠杆

资产负债表的核心公式是:

资产 = 负债 + 所有者权益

它回答的不是“这一年赚了多少”,而是“这家公司现在有什么、欠了什么、真正属于股东的还有多少”。

节目里用买房做类比:一套房子价值 100 万,其中首付 30 万、银行贷款 70 万。总资产看起来是 100 万,但真正属于自己的净资产只有 30 万。如果一个企业看起来资产很大,但大部分靠负债撑起来,它的抗风险能力就和“总资产很大”不是一回事。

资产负债表适合用来判断:

  • 公司是轻资产还是重资产;
  • 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存货、应收账款占比是否异常;
  • 负债结构是否过重,是否存在短债长投;
  • 净资产是否足以承受周期波动。

现金流量表:日子是真钱有没有进来

现金流量表回答的是“钱有没有真的进出口袋”。这是很多人读财报时最容易忽略,却最能暴露企业真实状态的一张表。

利润表遵循权责发生制:只要业务完成,即使钱还没收到,也可以确认收入。现金流量表更接近收付实现制:只有真金白银流入公司账户,才算现金流入。

因此,“赚钱”和“有钱”是两回事。

一家广告公司可以在利润表上确认 1000 万收入和 700 万毛利,但如果客户迟迟不付款,公司账上没有现金,员工工资、供应商款项、贷款利息照样会压过来。此时利润表好看,现金流量表难看,说明企业过的是紧巴巴的日子。

这也是为什么看公司时要特别关注:

  • 经营活动现金流是否长期为正;
  • 现金流是否跟得上利润;
  • 自由现金流(Free Cash Flow)是否足够支持再投资、分红、回购或偿债;
  • 现金流改善是否来自真实经营,而不是拖欠供应商、融资输血或出售资产。

英伟达和中芯国际:同一行业,不同财报命运

这一期用英伟达和中芯国际做对比,最有价值的地方不是判断哪家公司“好”或“不好”,而是说明:财报必须放回商业模式里读。

FOMO:当我们谈论踏空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注:文章由 codex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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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节目:大方谈钱
  • 单集:FOMO: 当我们在谈论踏空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 嘉宾:杨天南
  • 来源:https://www.xiaoyuzhoufm.com/episode/6a09c334e1eb34a93991c25e
  • 时长:53:55

这期讨论的是投资中的 FOMO(Fear of Missing Out,错失恐惧):当市场出现局部暴涨、社交媒体开始晒收益、身边人好像都抓住了机会时,为什么“没赚到”会比“亏钱”更折磨人,以及普通投资者如何避免因为踏空焦虑而追高、加杠杆或买入结构上不利的产品。

核心启发

这期的价值,不在于复盘“这轮行情谁涨了、谁踏空了”,而在于把踏空焦虑拆成一套可以自检的投资决策系统。

看到踏空时,人很容易把问题理解成“为什么没买”。更准确的问题应该是:

  • 后悔的是一个真实可执行的决策,还是一个事后构造出来的完美剧本?
  • 缺的是发现机会的能力,还是仓位、持有、退出这些执行能力?
  • 当前资产结构是否天然会让投资者在每次热点行情里情绪失衡?
  • 是否把社交媒体上的极端样本,当成了自己的收益基准?

这期的核心启发是:**FOMO 不只是情绪问题,也是一种资产结构、决策流程和信息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样处理之后,解决方案就不是“忍住别焦虑”,而是重新设计配置方式、下注方式和复盘方式。

认知校正

1. 踏空不是损失,而是想象中的最优路径

踏空之所以比亏损更折磨人,是因为它没有明确边界。

亏损至少是账户里的现实数字,亏了多少就是多少。踏空则很容易变成一个理想化的平行世界:最低点买入,仓位足够重,中途没有卖飞,最后又在高点附近退出。

这个平行世界最大的问题,是它跳过了真实执行链里的难点:

  • 当时是否真的敢买?
  • 买了之后仓位是否足够?
  • 涨 20%、50%、100% 时是否能继续拿住?
  • 中途回撤时是否会被洗出去?
  • 什么时候卖出,卖出后是否还会后悔?

所以复盘踏空时,不能只问“为什么没买”,还要问:“如果当时真的买了,大概率会在哪一步掉队?”

2. 看见趋势不等于拥有收益

节目里很有用的一个区分是:看到、买到、买够、拿住、卖出,是五种不同能力。

很多大机会不是完全看不见。AI、机器人、光模块、房地产、新能源,这类趋势出现时,往往有很强的公共信号。真正拉开差距的不是“有没有听说过”,而是后面有没有持续跟踪、修正判断、建立信念、调整仓位。

这可以理解为:

  • prior(先验):判断某个方向可能重要。
  • Bayesian update(贝叶斯更新):持续观察证据,判断这个方向是否在兑现。
  • position sizing(仓位管理):把判断转化成合适的风险暴露。
  • holding discipline(持有纪律):知道什么变化会增强或削弱原判断。

这里的提醒是:不要把“也知道这个方向”误认为“本来应该赚到这笔钱”。知道只是入口,不是收益权。

3. 社交媒体不是收益分布,而是极端样本展览

社交媒体会严重扭曲投资者对市场收益的体感。普通收益没有传播性,只有极端赚钱、极端亏钱、极端戏剧化的内容容易被推到眼前。

这意味着屏幕上看到的不是市场真实分布,而是一个经过传播机制筛选后的极端样本集合。它会带来两种误判:

  • 误以为“人人都赚到了”,从而低估市场里大多数人的普通结果。
  • 把别人的最大收益当作自己的最低合格线,从而高估自己应该承担的风险。

看到收益截图时,应该先把它当成噪音样本,而不是当成配置参考。

4. 投资结果短期内不按认知严格排序

节目里提到一种很真实的痛苦:看到一个“好像没那么懂”的人赚得更多。

这背后是对投资结果的误解。短期收益不是对认知水平的精确打分,它还受到运气、仓位、周期位置、交易纪律、风险偏好和退出时点影响。认知更深的人,可能因为更保守而仓位不足;认知较浅的人,可能因为更早行动、更敢下注而阶段性收益更高。

更稳妥的做法,是不把短期收益当作对个人能力的证明或否定,而是复盘自己的投资系统是否可持续。

可迁移框架

框架一:把后悔拆成“执行链”

当再次出现“错过了某某机会”的想法,可以按下面这条链条拆:

时延的建模与测量

本文是 2025年10月出版的《Latency: Reduce delay in software systems》第二章的读书笔记

时延的定律

Little’s Law

利特尔法则(Little’s Law)是排队论和运筹学中最经典、最直观,但也最具威力的定律之一。

Little’s Law 的数学表达式如下所示: $$L = \lambda \times W $$

  • $L$ (Inventory / Queue Length):系统中平均拥有的“东西”数量(比如排队的人数、仓库的库存、处理的任务)
  • $\lambda$ (Throughput / Arrival Rate):单位时间内进入或离开系统的平均数量(吞吐率/到达率)
  • $W$ (Wait Time / Cycle Time):一个“东西”在系统里停留的平均时间(前置时间/等待时间)

需要注意的是,Little’s Law 描述的是一个稳态系统:在一个稳定的系统中,存货数量 = 到达速率 x 停留时间

举个例子,一个咖啡馆内,平均每分钟有 2 个客人进店($\lambda$),每个客人在店里从进门到拿咖啡走人平均停留 10 分钟($W$)。那么,任一时刻店中的停留人数 $L = \lambda \times W$ 为 20 人,即在这 10 分钟内店中累积的人数,第 11 分钟到达速率等于离开速率,系统达到平衡。

在并发系统中,$\lambda$ (吞吐量) 可以理解为每秒处理多少个请求(QPS/TPS),$W$ (响应时间) 可以理解为每个请求平均花多少秒(Latency),$L$ (并发数) 可以理解为在任一给定时刻,已经进入系统但尚未处理完成的请求总数。

在计算机系统中,每一个 $L$ 都不是免费的,它必须占用某种物理资源:

邓小平时代

《邓小平时代》

作者 傅高义

导言 这个人和他的使命

毛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但在邓小平看来,更大的问题是导致这些错误的制度缺陷。政治体系控制到每家每户的做法搞过了头,造成了恐惧和主动精神的丧失;对经济体系的控制也搞过了头,导致的是失去活力的僵化。中国的领导人究竟怎样才能做到既维持国家稳定,又为社会松绑?

作为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并不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提出新思想,他认为自己的职责是掌控设计和落实新体制的颠覆性的过程。他要承担最后责任,做出正确判断。

吉米·卡特总统曾评论道,邓小平跟苏联领导人不一样,他有一种内在的自信,这使他能直奔实质问题。他从不纠缠于过去的错误或谁要对其负责。他经常打桥牌,就像他打牌时的表现一样,他只想把摸到手的牌打好。他能认识并接受权力现实,在可能的范围内做事。

从那时起,通过和这些中国革命的大战略家交往,邓小平培养起一种看问题的独特眼光,能够从一个“统领全局”的高度思考如何将理论加以落实、如何用理论来影响社会。

邓小平1974年会见一个美国的大学代表团时说:“我没有上过大学,但我一向认为,从我出生那天起,就在上着人生这所大学。它没有毕业的一天,直到去见上帝。”邓小平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地学习和解决问题。

第1章 革命者、建设者、改革者,1904—1969

还在莫斯科时,21岁的邓小平就萌生了一些对于一个年轻人而言非同寻常的想法,而且这些想法终生未曾改变。不妨举个例子,他在1926年8月12日的课堂作业中写道:“集中的权力要自上而下地行使。服从上级命令是绝对必要的。允许多少民主,要视周围的环境变化而定。”

第2章 放逐与回归,1969—1974

中国领导人应当颂扬毛泽东,继续尊敬他。但是在解释毛泽东思想时,不应把它当作僵化的意识形态,而应看作对时代环境的成功适应,这样理解毛的思想可以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提供适应新环境的回旋余地。

十大后的21名新政治局委员中有4个激进派——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他们虽然不是一个一起工作的小团体,但有着相似的观点,后来变成了臭名昭著的“四人帮”。

第3章 整顿,1974—1975

周恩来作报告时,很多人大代表都为他痛苦的表情落下了眼泪;念完报告后,他们全体起立,向他热烈鼓掌达数分钟之久。这种情感上的反应,是他们向这位临终前的领导人表达的敬意,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党和国家,工作出类拔萃;他在“文革”中还保护了他们中间很多人。

邓小平看来,从组织的可靠性上说,一个领导班子要优于一名领导人,不管后者多么能干。一名领导人说不定会出事,但如果是一个小班子,一旦出了问题,其他人可以随时接过工作。理想的安排是,领导班子的成员不但能提供必要的全面领导,而且能掌握各自分管领域的专业知识,例如工业、文化和政法等等。大单位的领导班子可以有七八个成员,小单位也许只需要两三个人。对于领导应当如何开展工作,要给予他们足够的活动空间,只要他们能完成上级下达的目标即可。

这充分显示了邓小平的特色:讲清大局,说明为什么需要做某些事,把注意力集中在任务上面,打好思想基础,为撤换无所作为的干部争取公众支持。

德不配位

实际上,王洪文曾做过一系列的努力以承担起主持党的日常工作的职责;有些了解他的人觉得,他并没有参与“四人帮”犯下的罪行。但是北京城里有众多有经验的优秀干部,像王洪文这样一个年轻的新贵,突然之间蹿升到更有经验、更能干的干部之上,很难赢得一个高层领导人不可缺少的尊重。

第4章 向前看,1975

对周荣鑫的批判甚至比对邓小平的批判还要严厉。他在1975年12月不断挨批,直到病倒被送进医院。尽管如此,他仍被从医院揪出来参加了50多场批斗会。最后,周荣鑫在1976年4月12日上午的批斗会上昏倒并于次日黎明前去世,年仅59岁。中国的教育改革也一时归于沉寂。

第5章 靠边站,1976

追悼会过后,按周恩来遗孀邓颖超的请求,由她陪伴周恩来的骨灰前往机场。在那里,工人将骨灰送上一架飞机,从空中撒向他奉献了一生的中国大地。

第7章 三个转折点,1978

他再次建议首先看大局,然后再想局部;先讲大道理,再讲小道理。

如何鼓励新思想,同时尽量减少保守派干部的抵制;如何既尊重毛泽东,又要摆脱他的路线;如何既保持乐观,又要避免以后的失望;如何既维护稳定,又开放经济;如何既给予地方干部灵活空间,又能维护国家的发展重点。

在12月13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一开口就直奔主题:“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称赞这次工作会议是1957年以来党内最好、最开放的一次讨论会。他说,要允许大家说出对真实情况的看法。“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太少。……应当允许群众提一些意见,即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利用民主闹一点事,也没有什么可怕……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邓小平无论在当时还是任何时候,都没有提倡过不受限制的言论自由。

中国的两次大灾难——“大跃进”和“文革”,是由于制度造成的,这种制度允许一人统治,容不下不同的声音。因此中国需要建立法制,这样的话一个人不管能力有多大,都不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法制一开始可能不健全、不完善,但可以逐步使其变得公正合理。

第8章 为自由设限,1978—1979

此外,鼓吹自由民主的人,和他们的批评者一样,对国外的情况缺少体验,知之甚少。他们开始质疑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又看到另一些国家在经济上远比中国发达,于是对西方民主表现出几近天真的信仰。

尽管《人民日报》没有报道西单的事情,但报社里支持民主墙的人在1979年1月3日发表了一篇大胆的社论《发扬民主和实现四化》,其中说,“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真正可怕的倒是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害怕人民讲话,实际是软弱和神经衰弱的表现。……安定团结和发扬民主并不是对立的。”

在这篇重要讲话中,邓小平阐明了不容挑战的四项基本原则,在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事情之间划定了界限。写作不能挑战以下四点:(1)社会主义道路;(2)无产阶级专政;(3)共产党的领导;(4)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作为一名遵守纪律的党员,胡耀邦于4月3日在务虚会闭幕式的讲话中表示完全拥护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立场。但是,在务虚会第一阶段听过胡耀邦讲话的人都知道,胡耀邦本人更希望看到一个较为开放的社会,他相信国家不会因为人们更自由地表达不同观点而陷入混乱。

尽管邓小平和胡耀邦都致力于现代化,仍然合作共事,但是在如何划定自由的界限上,他们的分歧却愈演愈烈,最终导致邓小平在1987年决定将胡耀邦撤职。

第9章 苏联—越南的威胁,1978—1979

毛泽东会见外国人时散发着帝王般的自信,谈论哲学、历史和文学,纵论天下大势。周恩来在国内外会见外宾时,则表现得博学而儒雅,他态度亲切,体贴入微,对客人照顾得十分周到。他既谈大事,也愿意讨论细节。

邓小平的战略分析起点和毛泽东是一样的:分清主要敌人,广结盟友与之对抗;分化敌人的盟友,使其疏远敌人。

邓小平要应付的一个棘手问题是,与日美恢复关系时,如何尽量减少对中朝关系的伤害。邓小平不想让朝鲜更加靠近苏联。因此他决定,上策是事先向朝鲜人做出充分解释,不使他们事后感到意外。

即使越南攻入柬埔寨,中国也不会像朝鲜战争时帮助朝鲜那样出兵。邓小平担心陷入其中难以自拔。他决定以军事进攻的方式“给越南一个教训”,拿下几个县城,表明中国可以继续深入,然后迅速撤出。这也可以减少苏联派兵增援越南的风险。越南将由此明白,苏联并不总是能靠得住的,因而要收敛在这个地区的野心。通过攻打越南而不是苏联,中国也可以向苏联表明,它在该地区建立武力的任何做法都是代价高昂的。

1963年马来西亚取得独立后,马来人害怕拥有强大政党的华人可能主导他们的政府。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人口的75%是华人、当时仍是马来亚一部分的新加坡在1965年遭到遗弃,被迫变成了一个独立国家。

第10章 向日本开放,1978

中国与这个相邻岛国2200年的交往史中,邓小平是第一个踏上日本国土的中国领导人,也是第一个拜会日本天皇的中国领导人。

第11章 向美国开放,1978—1979

为了实现同美国建交这个目标,邓小平准备在很多问题上采取灵活的立场。然而在一个问题——台湾问题——上,就像毛泽东和周恩来一样,他有着不可动摇的“原则”。除非美国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撤出全部驻台美军,他不会和美国建交。

这也是埋下了一个伏笔

会谈结束时,邓小平提醒说,如果卡特总统公开宣扬对台售武,中方将不得不做出反应,任何公开争论都将有损于中美建交的重大意义。

就像美国人对邓小平做出了过度反应一样,很多中国人也对邓向美国的开放做出了过度反应。有些中国人想一夜之间就能得到一切,没有意识到在能够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之前,中国需要做出多少改变。还有一些人急于引进中国的现实还难以适应的制度和价值观。在中国和西方道路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并不容易,但是对外开放带来了中西的杂交优势和思想的复兴,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将重新塑造中国。

他出访是因为他要为自己的国家完成一项任务。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改善与邻国的关系,向日本和美国进一步敞开国门。这既是为了遏制苏联,也是为中国的现代化争取帮助。现在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可以转向另一些重要任务了。邓小平在当时的13个月里5次出访国外。虽然他又活了18年,但是从此再也没有迈出国门。

第12章 重组领导班子,1979—1980

邓小平对他所说的党内民主的含义做了解释:党员有意见可以提出来,这有助于解决问题;党的领导听取各种意见后,一旦做出决定,党员就要执行。

邓小平年轻时极其敬佩毛泽东,几十年忠诚地为他工作,却被他抛弃了两次,受到公开批判。他的长子由于毛泽东的红卫兵而造成下肢终身瘫痪。如果说他对毛无怨言,那不合情理;尽管邓小平性格刚强,但他也有常人的爱憎之情。不过,在对待历史问题上他并不显露任何个人感情。

文件的第一稿于1980年2月完成。据说邓小平对它并不满意,他把胡耀邦、胡乔木和邓力群叫去,建议他们:(1)要对毛主席的历史作用做出积极评价;(2)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说明毛在“文革”中的错误;(3)得出一个全面的结论,使人民能够团结一致向前看。在这三条中,第一条“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不管他本人因毛泽东的批判和决定受过多少罪,他对起草人说,要讲清楚党和人民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

第13章 邓小平的统制术

据说北京的三类人有着融洽的关系:(1)“团派”,即过去在共青团工作过的干部;(2)“太子党”,指中共高干子女,其中一些人还有同窗之谊;(3)“秘书帮”,指给高级干部当过秘书的人。但邓小平愿意跟所有这三类人共事,只要他们能干、忠于上级、不搞帮派活动。他鼓励其他人也这样做。

第14章 广东和福建的试验,1979—1984

蛇口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个允许境外直接投资的地方,也是中国第一个允许境外人士对位于内地的公司进行决策的地区。